周五晚上，11点已过的时候，干将路上有一个人在猛踩电瓶车，那个人就是我。我从杨明家喝茶聊天出来，上路没多会儿就发现车没电了。

这是这天我第二次遭遇车没电。下午从文正上课回到东区，下了车就去跑报销。先去本部资产登记，到得那地方，停下车来，正要往里奔，才发现大门边上赫然写着“女生宿舍，闲人莫入”。打电话问了几个人才知道，已经搬到凌云楼。只好折回来办登记，完了再回本部财务处。三过东吴桥，报销的事弄妥，我的电驴终于没电了。

现在是另一辆电瓶车没电了。我在宽阔的道路上尽力蹬踩，可又不敢太过野蛮，因为有几次我听见链条格啦啦的声音，真担心它要是断了或脱落了，我得推着它走。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狼狈，而似乎只是感到歉疚，就像去赶赴一个约会要迟到时那样的歉疚。这一天，歉疚的感觉似乎也特别地照顾我。

我曾对周五上我的第三四节课的同学说，连续三天课下来，而且东奔西走的，轮到给他们上的时候，我已经是强弩之末，这是他们的不幸，希望他们能谅解，多配合点。作为回报，我总是提前一点儿下课，一般是12点10分不到，甚至有时候12点5分就结束。直到上个周五上完课吃饭的时候，我才被告知准时下课应该是12点15分。我为少给同学们上课感到歉疚。

下午从学校回到家中，我便打电话约我新一届的研究生一起吃晚饭。电话刚打完，杨明来电，请我和小海晚上去他家喝茶。我说有饭局，他说那正好吃完了来喝茶消食。我想也是，就爽然答应。就在准备出门吃饭去的时候，贾总编老弟来电，说是带着朋友，将与范主席在老苏州晚餐，希望一起聚聚。我想他带的一定是女朋友，因为到处都是他的朋友，没必要特别说明带着谁的。很多年来，朋友们都在关心他有没有“朋友”，现在有了，他受到的关心可能从此也就少多了。我真想去聚聚，可是分身无术，弟子们已经浩浩荡荡乘公交车奔水乡楼而去，而且饭后我还要去喝茶。无缘在这放松的周末晚上见他，见他的“朋友”，我只能对他说抱歉。

五点半与学生相聚水乡楼，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其间小海两次电话，说是等我同去杨家。第二次电话时，已近八点。不久我便起身买单，匆忙得连水果都没来得及让大家享用。我在心里对学生们说，下次聚会再尽兴吧。

见到小海时，他已在杨明家所在的小区门口等候好一会了。这一次，心中对小海的歉疚很快被杨明和夫人陈蕾的热情驱散。陈蕾说，老说请你们来喝茶的，你们再不来，这好茶就要被老杨一个人喝光了。说完就要泡茶，被杨明阻止。杨明说，不能走上来就让他们喝最好的，得有个比较。于是，我们先喝的是泛绿的乌龙茶，杨明坚持让我们说出感觉。感觉当然很好，可我们已经知道，更好的在后面。接着泡上来的也是乌龙茶，但色泽几近啤酒，味道清醇，香气不是那种浓得冲开你迟钝的嗅觉的那种，而是丝丝幽幽地、缓缓地飘进来，飘进来，略带甜味，且柔且美。我从没喝过这样的茶。这样的茶显然不能多喝，如果认它是茶的标准，其他茶就不是茶了，喝多了的话，估计你进任何一个茶馆都不愿喝茶。喝茶的言谈，轻松而愉悦，许多回忆，许多牢骚，其中印象很深的是，杨明转述他的领导对他说的话：“如果你不自寻烦恼，你就没有烦恼”。

喝完茶，我们开始参观这个雕塑家的家，看他家的艺术品。除了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的杨明的雕塑，这次我们还看到了他岳父陈腾光的几幅绘画和他妻子陈蕾的陶艺。陈蕾的多嘴陶器和杨明的炸弹雕塑，放在这个家中，就像他们两个人住在这个家中一样，有太多的意义象征，以致没有意义，也因此不同凡俗，让人感到这里是容得下“无用之物”的地方。韩东评论说，杨明的雕塑追求是“不合时宜的努力”，真是确当无比。令我印象强烈的，是杨明的几幅头像油画。硕大的头颅，模糊不清的面部，只有鼻子或眼睛的轮廓依稀可辨，绿和蓝的色彩将面部的各种情绪放大凸现，好像每一种情绪都在争夺面部的有限领地，以致交错杂处喧嚣不已，每一种情绪都在利用面部的肌肉和骨骼表达自身，以致肌肉和骨骼不再固着，只能随情绪流淌。就像你想起你至爱的人，无数的细节，无数的细节负载的无数的体验，让你无法固定他或她的样子，你只有期待着下一次的贴近，再下一次的再贴近，直至完全的融入，于是，又一种模糊在等着你，你已经深陷其中。我感到杨明以一种荒诞不经昭示经验的无以言传的真实。

从杨明家出来，我感受到一种召唤。我奋力蹬踩那没电的电瓶车，心中感到歉疚，我想我即使用完我全部的力气，也无力达到那召唤，只因为我们活在尘俗之中。身边路灯的光亮，远处霓虹的闪烁，让天上的月亮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虚幻不真。我终于明白，这个轻松的礼拜五的晚上，我的歉疚是对月亮的歉疚。

从南方周末上看到这篇报道，我不禁期待这样的问题能有法律公正的解决。对检验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来说，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案子，说它好，好在它如果得到妥善的处理，就会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就像彭水诗案的当事人秦中飞感慨的，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政治。当然，秦中飞的感慨是出于一种畏惧，畏惧什么？畏惧政治吗？其实，政治作为一种公共事务，每一个公民有权利参与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应畏惧。他畏惧的其实是政治权力，是那个当地父母官一纸命令就能让他进监狱的权力运作。在我们的传统中，政治是“肉食者谋之”，草民随意介入的话，往往会伤着自己。

彭水诗案的实质性问题是，平民百姓有没有权利批评政府官员。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是，在具体的法律中，如何体现这一权利，如何保障这一权利，却并不那么明确。秦中飞诗案一不小心将这一问题抛在公共舆论的中心。《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央视二套“第一时间”、《南方日报》、《齐鲁晚报》等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都指出这件诗案中存在的诸如公安执法有违程序，政府危机公关缺乏理性，政府公权滥施，秦中飞的遭遇让人想到“文字狱”和“株连”等等。这些无疑都在将这一案件推向舆论的高点。但是，如果这些舆论不能最后导向对这一案件的法律解决，不能形成经典的司法案例，而是以庭外和解之类了却此事，那么，可以想见的是，秦中飞尽管可能在道义上获得了同情，但是，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就像《南方周末》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会更加害怕，他会“再也不干这种事了”。那么这个好案子，就白白浪费掉了。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也有发生。譬如，在美国有著名的“曾格案”。1733年11月曾格的《纽约新闻周报》因刊登反对纽约总督科斯彼的文章，引起科斯彼的愤怒，遂将曾格以“煽动闹事”的罪名逮捕。在曾格案的审理中，60岁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米尔顿对陪审团发表的演说中说：“尽管我又老又弱，我还是认为我有责任，在需要我的时候，去最边远的地方，用我的服务去帮助熄灭对新闻报道起诉的火焰。这是由政府发起的，其目的是要剥夺人民抗辩和抗议当权者专制企图的权利。那些伤害和压迫管辖下的人民的人激起了人民的吶喊和抗议，接着又把这种抗议当作新的镇压和起诉的基础。我希望我能说不存在这样的例子。但是，总而言之，摆在法庭面前的问题，还有你们，陪审团的先生们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小问题，也不是私人问题。你们现在审判的不是一个穷印刷工的讼事，也不光是纽约的讼事。不！就其后果，这将影响到美洲大陆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一桩最好的讼事。这是自由的讼事。我毫不怀疑，今天你们的正直行为将不仅会使你们受到同胞的爱戴和尊敬，而且每一个热爱自由、不愿过奴隶生活的人，都将祝福你们，给你们以荣誉，把你们看作是阻挠了暴君企图的人。你们以公正、清明的判决，为保证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和同胞得到自由打下了崇高的基础。这种自由是上天和我们国家的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以说真话、写真话来揭露和反对专制权力(至少在世界上的这些地方)的自由”。

如果说曾格案例我们远了点，那么上世纪60年代的沙利文VS《纽约时报》案则尤可为镜鉴。196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倾听他们高涨的呼声”的整版政治广告。这则广告由名为“保卫马丁·路德·金及争取南方自由委员会”的民权组织发布，谴责南方几个地区对黑人平权运动的压制，指责“某些南方违法者”曾经用炸弹袭击马丁·路德·金的家，殴打金本人等。广告中并没有指出“南方违法者”的姓名，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的警察局长沙利文却自动找上门来，说广告所称“违法者”就是影射他，并将《纽约时报》告上法院，理由是该广告中涉及的失实内容将在公众脑海中形成对他形象不利的印象——这一指控甚至得到当地民众的证词，因此广告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并要求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他赔偿50万美元。很快巡回法庭和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遵循美国普通法的惯例，判决沙利文胜诉。但《纽约时报》不肯服输，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经过４年的争战，1964年1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9位大法官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推翻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沙利文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出于恶意诽谤沙利文，尽管广告内容存在纰漏。”

审理该案的大法官布伦南指出沙利文是公共官员。布伦南法官认为“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宪政制度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反映”。其次，表达自由作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重要内容的核心涵义是保障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其采取一定的倾斜取向。最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取决于“人们发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流行或者具有社会效用……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忍受这些错误。”

如果我们的法律界能将彭水诗案办成一个载入史册的案子，我们以后就不要去搬“曾格案”和“沙利文VS《纽约时报》案”来说事了。就目前我所看到的，媒体上除了有关当事人的律师在说话，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还没有出来，我们期待着。

        昨天是我在国庆后第一天去新校去上课，忘记了学校的规定：国庆节后教师乘校车一律凭证上车，我忘了带证了，于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一辆接一辆地上车，一次接一次地被司机拒绝，铁面的司机没有任何通融的意思。我让同院老师证明我确实是属于不拿车贴的老师，确实是有乘车证但忘带了，也还是不行。一辆一辆车开走了，回去拿证不现实，坐公交去肯定也要迟到，看来只好打的。就在我要往校门外奔的时候，又有一辆车开过来了，我不死心地再试一回，上去了，没被赶下来。到了车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辆是返聘人员乘的车，他们的证还没办好，所以还可以不凭证上车。看来我是被当作退休返聘的老师才获得了坐车的资格，我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很有点担心司机同志从反光镜里是否看出我不像退休老师，会把我赶下去。
        后来有人对我说，学生交一块钱就可以坐去新校区的校车，你为什么不交一块钱呢？他不知道，学生可以这样，老师就是不行。为什么如此严格，是因为不坐校车的老师每个月有200块的车贴，如果你拿了车贴就不能有证，也就不能上车。倒过来就是，如果你没有证出示，就表明你拿了车贴，你拿了车贴又要享受乘校车的待遇，等于是两头得好处，这是不行的。这当然不行。但是这个推论是一个“有罪推定”，我就落在了这个“有罪推定”的陷阱里了，要证明“无罪”，你就得出示证件，出示不了证件就是“有罪”。这个制度的实质就在于：它假定了我们许多的大学老师随时准备占每月200块钱的便宜，它等于是在宣扬苏州大学的老师们思想觉悟太低，居然会打这样的主意，让我们的管理部门如此费心的制订了这样的乘车政策。如果不从思想道德角度看，如果那个假设成立，它又等于在宣扬，苏州大学的老师们的收入实在可怜，会为那区区200块钱干出与乘火车逃票相类似，苏大老师们可能会欺骗、作假、贪小便宜的形象通过这个制度得以放大。
        谈到制度的设计，这年头经常听到“人性化设计”之类的词，听多了，感到仿佛是一个非人的“他者”为了讨好我们这些人搞出的概念，所以很是鄙薄这个词语；又有“以人为 本”的说法，感觉上好了一点，但还是觉得有些别扭。道理很简单，我等本是人，就不必说以人为本；我等是有人性的人，是作为人在做事，包括设计，也就不必说 “人性化设计”云云的。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些概念之所以畅销起来，除了动听，可能就是太多非人性化的东西充斥我们的生活，太多不以人为目的和根本而以人为 手段和工具的情形。由此看我们的乘车制度设计，真是妙不可言了。
         在这样的制度之中，稍稍敏感一点，你就会感到屈辱，总是感到屈辱肯定不利于健康，不利于工作和生存，所以不要那么敏感，哈哈。今天下午我乘车（这次带证了）赶到新校区上课，一老师看到我说，哈哈，看你一脸的麻木。听此君言，我心窃喜。除了麻木，还能怎样？
         问题是，这种麻木根本上也是毛病，虽然它不那么神经质，不那么不安，但是它放大开去，就是不要意识到自己是人，不要那么人性化。几天前，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路透社关于俄罗斯记者波里科夫斯卡娅被杀的新闻，就到中文网页上搜看我们的媒体相关报道，六七篇看下来，我发现它们在有一个细节的缺省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绝口不提这个女记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性麻木的表征，那些具有人性化人情味的东西，那些提示我们作为人存在着的东西，似乎已经进入不了我们的视野。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搞“人性化”，在搞“以人为本”。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早上看到这个消息时，近期看到的一则新闻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一个十九岁高中生临近高考前杀死自己的同班女同学。媒体以《一个十九岁高中生的青春残酷杀戮》为题作了报道，这个标题很饶舌，实在不高明，它也许是要表达太多的意义了：杀人者正值青春年华，被杀的也是，杀害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两个人的青春，不仅是两个人的青春被杀，而且是一代人的青春被杀……原谅这标题吧，原谅我这么罗嗦的索解吧，在这个生活的问题太多，表达问题的手段和渠道有限的时代，一件事如果足够震撼，它引起的意义震荡一定在我们的头脑里造成了无序的状态，严重的说，我们的乱七八糟的表达也是精神不卫生的表征之一。
         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在我看来，报道中摘录的当事人的有关日记最叫人揪心：
        大年初三，在外地工作的老姑回 来了，喝了些许酒后，赵大伟哭了，他向家人诉说自己的种种不如意，念叨着万一考不好会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家里人。忙于生意的母亲对儿子的眼泪并不在意，只 是觉得他喝多了，有点醉而已。
        赵大伟内心的挣扎一直坚持到5月初。在4月的日记里，他还不停地鼓励自己：“在这寂寞的季节里，让我为了自己的未来做出最后一次努力。”（4月19日）
       “时刻告诫自己：坚持下去就是胜利。”（4月23日）
       “再苦再累，我也要挺下去，一直战斗到最后。”（5月2日）
       5月8日，是赵大伟为自己写的最后一篇日记：“再挺一挺就过去了，要战胜自己。”
       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精神崩溃前的努力挣扎，最后，他终于挣扎不下去了。我想，法院不会判赵大伟因精神错乱杀人而宽恕他，因为事实表明事发前他计划周密，行事也冷静镇定。事情的可怕也正在此，这种不被医学认定为精神病的精神疾患，是那么的容易为人忽略，因为容易忽略，当其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破坏力就更大。已经有太多的生命在这种状况下毁人和自毁，赵大伟，还有此前的马家爵，“女马家爵”等等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而已。
       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总是不遗余力的开掘，并忘不了精神健康的主题。但是媒体的作用对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毫无作用，因为媒体总是只能做事后的总结，总是只关注耸人听闻的事件，却不能形成持续的关注。你会说，媒体的报道会敦促有关部门的关注这样的事情，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也许是这样，也许是另一种样子：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些事件只是生动的个案。当一个社会的各个行当都在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成就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具体的部门愿意在自己的帐上记下赵大伟这类人事。最后人们自然地把它归结为个人的命运，家庭的不幸，如此而已。
       其实不仅是青春少年，所有年龄层次的人都在感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崩溃的时刻，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极度无助的时候感到绝望和不公，感到要报复谁——究竟是谁却说不清楚，实际上报复的是社会。如果没有对这样的时刻的持续关注，缺乏对我们身边或远或近的人的爱心呵护，最后崩溃的不仅仅是个体而是整个社会。
     去年的精神卫生日，我们的卫生部公布了这样的数字：
     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２０％。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约有１６００万人，还有约６００万癜痫患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精神疾病所造成的负担正在以显而易见的势头增长，推算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到２０２０年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
       卫生部公布这样的数字，是想指出我国的精神卫生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于是有人推想，精神医生和精神病院将大大增加，精神治疗正在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职业，并由此而带来许多的就业机会。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精神卫生的状况只会变得更糟。
     

        今天是国庆节，没有任何感慨。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起小时候，逢到这个时候，就要被老师逼着写有关“国庆”的作文，只好硬着头皮东拼西凑，两相比较，觉得时代真是进步了，再也没有人逼着学生写这样的文字了吧。学生不用写了，应景文章大概都留给媒体去做了。
        街上的行人一定不少，准备躲在家里陪小儿子养病，陪大儿子读书，陪老婆做家务，似乎真个是清静无比的日子了。正觉得这清静有点消受不了呢，八点半钟就有一个老学生来玩。两杯茶从浓到淡，一盒烟由多变少，时间很快过去。谈些什么呢？关键点如下：新闻的堕落和不得不堕落，宣传部无聊、无奈、无赖，熟悉的人名和他们的去向，房子，工资，奖金……午后微凉，拥一床毯子似睡非睡，书上的文字和心里的念想争争吵吵，终至于手倦抛书午梦长……起来会若干封电子邮件，已经欠了很久，其中许多估计收信人已经不指望有回音，我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惊奇了。快三点了，从电脑上抬起头来，我感受到太湖边上吹来的清新的气息——这不是梦。在清新馥郁的气息中，我去打球，近两个小时的“鏖战”，衣衫汗透，身子劳累，大脑轻松，心里满是热气，直想喷到好人的脸上，哪怕用电话。
         剩下的时光是浏览新闻，并且不时发点感慨，摘其要点供录如下：
          1、广电总局拟限制涉及婚外恋第三者题材电视剧，http://news.sina.com.cn/c/2006-10-01/132411151463.shtml。这事本来是展示广电总局弄权的机会，可是这条新闻里给出的理由和一些所谓“处方”实在是陈腐不堪，散发着“题材决定论”的僵尸味儿。
          2、周强人湖南代省长称责任重大承诺清白做人，http://news.sina.com.cn/c/2006-10-01/021911147883.shtml。这位前团中央书记的“清白”在今年年初对某报某知名栏目的“手术”中已经有所展示。
         3、九名知名学者致信北京市政府痛斥养犬丑行，http://news.sina.com.cn/c/2006-10-01/003510149443s.shtml。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真是越来越大了，狗屁事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样重要，也要浓墨重彩上新闻，还要配上正反方中立方搞讨论。
         4、 “恶搞”走到悬崖边，跟着“恶炒”的媒体也很受伤，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09/24/content_5129435.htm。媒体这边又要“受伤”了，真是太弱不禁风了。依我之见，很多“恶搞”是被逼出来的，就像很多“恶炒”也是被逼出来的，当你“善搞”没人理睬，当你“善搞”只是在握有权力的人圈定的范围内行事，当你“善搞”找不到“善”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的时候， 恶搞一把是多么的痛快和正当啊。
         ……
         到此为止，以上无病呻吟也算是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国庆日的纪念。

        上午正带小儿看病，接到荆歌的电话，医院里声音太大，除了听清楚他的名字，其他都听不清，我只能告诉他等回家我打给他电话。医生对我说，孩子的病程需要一个星期，你的国庆长假看来是快乐不起来了。我本就没有打算长假有比平时更多的快乐，何况如果不是这个长假，他要生病了，麻烦更大。从医院出来，雨已经停了，但是怎么也打不到车，于是只好叫上一辆人力车，儿子兴致很高，兴奋地不时撩开车篷上的帘布，问这问那，虽然我有些累，却感到些许宽慰。要知道早上他在出租车里连连呕吐可是弄得我惊慌失措——主要是怕弄脏车子，司机先生不时回头望望，我能感到他有多焦虑，所以只能以万份小心和比他更焦虑来回报他。
         午饭过后，我终于可以坐在阁楼上我的书房里定定心心地抽支烟。给荆歌回话，荆夫人告诉我说他去上海街女儿了，要晚上才回家。想象兜里总揣着女儿荆钗的照片的他，此刻用毕加索载着女儿在细雨微风中奔驰，那一定是惬意无比的事情。有个女儿多好啊。我放下电话，上网浏览朋友的博客，坐在窗前发起呆来。我的窗子朝向东边，东边的天空一片迷朦，看得到的只有正在建筑中的高楼和造高楼的吊车，脚手架，灰色，灰色，灰色，了无生趣。一阵微风将几丝雨意吹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一种涌堵的感觉，那是一种不堪一击的脆弱与无助。难道是秋天真的爬上了心头？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在细雨的秋天之外还有一个燃烧的秋天，灿烂的秋天，它也能从我的窗子跳进来的吧。
       长假就要到来，短信的祝福多起来，我收到的一个短信这样写道：愿快乐像假货越来越多；烦恼像利息越来越少；收入像油价越涨越高；亲情像股市越套越牢；忧愁像拉登哪儿也找不着！很俏皮，也几乎是处处皆禅机啦。
         

         陈良宇落马，是最近媒体的新闻，国内自不必说，国外似乎也是热点。外国人怎么看的呢？普通老百姓要获得这方面的消息，似乎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参考消息》。看看今天的《参考消息》第八版的新闻标题，国人不一定就知道外国人怎么看的，但是肯定知道，《参考消息》要求我们的国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看和看到什么的（但愿你别以为我这话很绕）。其中正题是作为导读的标题在第一版显赫刊出的。
         这个标题编制了一个很好的框子，当然不能说它是想将境外媒体的评论一“框”打尽，但至少可以说是它可以让不合尺寸的进入不了这个框子。仔细看一下其中的内容，即使不很合体的，如果能塞进来挤一挤也行，只要不戳破这个框子。比如第二个文内题下的新闻中，有美联社的一篇，字很少，抄录如下：
       [美联社上海9月26日电]陈良宇议案已经成为中共决心打击危害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样板。
       中共领导人相信，陈良宇案件“显示了党与腐败作斗争的决心”。
这个简短的电讯（不知道它原本是不是这么长），似乎与那个文内题的意思不尽吻合，但也进来了，呵呵。
       我认为这个版面是所有搞新闻编辑的人应该好好学习的榜样，它表明，新闻已经开始不再内容为王了，而是编辑为王了。如果允许我们将这个标题编制的框子再编进另一个更大的框子里，我觉得今天的《参考消息》第九版的大标题差强人意，那就是：“魔术逸事”，你觉得呢？

         看到《南方人物周刊》上李玉霄对马云龙的报道《我就是一堂吉诃德》，对马云龙这位新闻界的斗士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其中有一段觉得值得一记，拷贝在这里：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 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 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 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我想说的是，新闻要说真话，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多其他条件，这一段向我们提示的就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庸俗地说就是有背景，有后台撑腰，往深刻里说就是开明的领导支持。没有办法的是，我们没有制度充分保障的时候，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于开明的领导，推而广之，寄希望于明君。“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句话足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册。
      林炎志这话听起来很入耳，很正直，也很要勇气。林炎志说这话的时候，到任河南不过两年，按常理脚跟或许还没扎稳，敢于这样说话，底气何来？林炎志是林枫的儿子，林枫 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校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下则是林炎志的简历：
       林炎志，男，1948年4月生，汉族，黑龙江望 奎人，经济学博士，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师、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 长，校团委副书记、书记，全国学联主席。1984年6月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常委，1987年6月任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9年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1992年任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党组成员兼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94年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 (副部长级)、副主任，1995年任河南省委常委，2000年10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这些或可以为“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这句话提供背景。当然，尽管有这些背景，林志炎说这话也还是需要勇气和正直的。但是，也正是他在河南当宣传部长的时候，河南的艾滋病真相被遮得很紧，不见报道，这是因为他不够正直和勇敢吗？当然不能这么推定，这同样说明仅仅有勇敢和正直是不够的，甚至有背景和后台也是不够的。

接连几天，我在这台笔记本上自己的空间里无法发送日志，老是提示网页上有错误，用雅虎工具修复也没管用。弄得我只好到别的电脑上发布空间更新的信息，这样肯定很不爽。于是请教专家G，他推荐了一种叫火狐的浏览器。一番折腾以后，上来一试，果真奏效，能够正常发布了。这就是多元化的好处，竞争的好处。应该叫ie方面知道，咱不是离了你不能过。
趁着新鲜劲，用火狐浏览了好一阵子新闻。比较引起我注意的有这么两条：孔子标准像在争议中向全球发布；原中行高管刘金宝腐败内幕：为情人跑遍上海选房。之所以引起我注意，首先是因为两条新闻的标题。在我看来，第一个标题是为了耸人听闻。新闻中明明说：“由于发布标准像初稿引发的争议，这次发布格外引人注目”，也就是说争议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向全球发布，争议是否依然存在，新闻里看不出。新闻主体部分对赞同者的声音都是来自最近的采访（23日），但是对所谓争议，只援引了不知何时发出的声音。要知道，是中宣部批准孔子基金会征集孔子标准像的，这样的情况下，争议不过是这出戏的配角而已。第二条标题也是为夺人眼目，同时也转移了视线。你得费很大劲才能读上一小段与标题相吻合的文字。中国这类腐败也形成了一种腐败报道模式，譬如：“长期以来，刘金宝不仅贪财，而且还好色、嗜赌，信仰迷失。正是由于他一边违纪，一边晋职，使其胆量越来越大，从挑战制度开始，以触犯法律告终。”这类高调硬是把老百姓们唱得更愿意听超女去了。这类报道总是不能让我们明白，腐败人物到底何以能够如此，又到底因何一下子倒霉，于是让人不免想，这家伙只是运气不好，还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因为运气好所以没发现。
看着新闻的那些道貌岸然煞有介事的腔调，我想起艾柯在他的《悠游小说林》里的一段，抄在这里。他先是引了一首打油诗：从前有一个秘鲁老头，/看着他妻子炖着一锅肉，/可是有一次她出了错，/炉子里她烧着的。是那个可怜的秘鲁老头。然后，他用《纽约时报》的报道方式来讲这件事：利马，三月十七日。昨天，阿尔瓦多刚扎勒巴勒托（41岁，有两个孩子，秘鲁化学银行的会计），被误烧在他妻子洛丽塔桑切斯密迪纳切丽的肉馅土豆泥饼里…… 我想，我们的许多事情只适合用打油诗来表达，或者说，我们的许多新闻如果用打油诗来叙述更好玩。那个有关孔子标准像的新闻就足够滑稽，古铜色的孔老夫子头后面是一大块红色条幅，上面还有没完全显示出来的金黄色字，编辑还好意把吴道子的《孔子行教图》放在下面，两相对比，更觉得所谓发布孔子标准像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