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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n Beckons Succubi你和我都是过客
12/26/2006 体育、体质、升学率 今天晚上回到家中，看到一条新闻，教育部发言人说，为避免片面追求升学率，体质健康情况将作为高校招生重要依据。这位发言人还说，近年来山东等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如何在高考中加入体育测试，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随着学校对学生体质问题的重视、对人才全面发展的重视，一些高校在录取时也会考虑体育成绩。还有新闻在报道这一发言人的讲话时称，重点高校将减招体质差学生。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有些困惑，那就是体育与体质的关系。很多年前，毛老人家就号召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很多年后，我们国家越来越像体育大国，各种国际性比赛上金牌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会出现新闻中提及的这样的情况——调查显示，最近２０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在持续下降？ 重视青少年体质无可厚非，但是，但是体质情况转化为体育成绩来处理，体质持续下降的问题可能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给青少年围绕高考各项指标的竞争中增加了一重负担。进一步看，教育部发言人的讲话中包含的因果关系的链条是：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所以忽视体育，所以身体变坏。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片面追求升学率。如果重视体育而不要升学率了，问题可能会解决；如果升学率依然是最重要的，体育成绩只是争取升学率必须的一个手段，那结果可想而知。 12/25/2006 难产的书带着硬伤出来 圣诞节前终于拿到了上海三联出的《当代新闻传播原理》，距离我写这本书的后记已经七个多月。七个多月里，我两次让学生们帮着校对，我亲自去上海交稿和对红。出书的日子则推了四次，从九月中旬推到十月中旬，再推到十一月中旬，又推到十二月中旬，最后推到岁末。其间曾被列为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但因为出不来而不得不换下。它终于在圣诞夜的前一天到来，这应该是个不错的日子，也算是搭圣诞老人的便车了。在我候在东区大门口等着出版社送书来的时候，我这么自我安慰，心情自然不错。 可是就在我们几个欣欣然拿到书的时候，这套书的责编陈宁宁先生告诉我，他们的总编认为我的附录与徐国源教授的书的附录重复，因此把我的给删了。我和国源立刻说不可能完全重复，并且立刻拿书看。陈责编于是提出另一种理由，那就是，我没在目录里把附录的名称写清楚。我说我的注释有四处指向四个附录，你作为责编不可能不看注释，不可能不看附录的具体内容，不可能只根据部分重复断定全部重复。我没有说的是，即使全部重复，用在各自的书中意图也不尽相同。实际上这些都是不用说的，说了也没用，当时我气得冲他嚷嚷起来，说实在话，幸亏我是个读书人，否则陈责编的鼻子会接受一次富有冲击力的亲密接触。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用说的，这本书的整个难产过程就是一个屈辱的过程，它表明至少在这本书上，委屈并不能求全，而只落得弱者的忍气吞声。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学生和朋友们也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是书里的文字写不出来的却伴随着这些文字。当然我今天写下这件事，是因为我虽然仍意气难平却已经不再愤怒。 12/24/2006 从圣诞夜开始的故事今天是圣诞夜，我从没有特别在意地去过这个洋人的节日，就像今天，就像今晚，就像现在。但是就像许多我这个年纪的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在别人的故事里与圣诞夜相遇。在这个晚饭后慵懒的时分，我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个，噢，不，也许是许多，也许是我把许多变成了一个，一个关于圣诞夜的故事，一个从圣诞夜开始的故事。我试图追忆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此刻的你追随着一个脚步轻盈的女人走向不远处的教堂。 但是一开始追忆，我就发现我要请您原谅，我记不住那个故事的名字，也许名字太一般；我也记不住作者的名字，也许他或她只是无名小辈；我还记不住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许他们的名字真的只是个符号，用A或B代替也无所谓；我还记不住一些细节，比如男主人公第一次握女主人公的手，是握了一小会儿，还是紧紧攥着不放；我记不住故事发生的确切的地点，只知道是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度；我还记不住故事发生在的具体的时间，大约是六七十年前……我记不住所有这些东西，你有理由担心我开始衰老，目前我为自己想到的比较有力的辩护词是，关于这个故事，除了我希望记住的，我忘记了一切。 那一天是12月24日，哈哈，这个日子不会错。故事中写道，几天前的一场大雪的盛装还没有从小镇的身上褪去，中午时分的汽车站上，一个男人迎着阳光，盯着进站的每一辆客车。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我回忆，你就知道，他在等一个女人。一个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娇小女人，终于从一辆客车上走下来，提着一个与她的身材不大相称的大手提箱。从她背后射来的中午的阳光，将她勾勒成一个优美的剪影，寒冷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使这个剪影显得楚楚可怜又有几分虚幻不真。男人当时傻傻地盯着女人看了几秒钟，然后奔跑着迎上去。我记得故事里说，那情形看上去仿佛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就是说这实际上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是作者却要让故事从这里开始。 也许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人，或者说很傻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故事接下来的走向所牵引，而是执着地去寻找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发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他们的谈话中被忆及，并且以一种很遗憾的口吻谈起。那发生在国内，在他们还没来到异国他乡的时候，十多年以前的一次小型集会上，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个疑难病例。（现在你和我一都知道了，他们应该是医生）他们共同清楚地记得这个会上的一个头面人物，而他们彼此之间却形同陌路。我和这对主人公一样，对这样的“第一次”颇感遗憾，但很快我发现自己误入歧途，因为这显然不是讲故事的人所谓的“第一次见面”。于是新一轮的寻找开始了，这次要顺利得多，我发现，故事的讲述者实际上认同了主人公的心理，把他们在一个月前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小城里的的见面认定为第一次。那男的——总是那男的在先，这显然是男性为中心的叙事，多次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候的情景：他远远地看见了她，她坐在那里微微侧欠着身子的姿态，望向车站的大门口的眼光略带茫然；他定了定神，显得从容不迫地走过去，实际上内心被一种油然而生的柔软情绪感染和打动；他走过去，她站起来，一扫刚才的茫然，好像从梦中醒来；他很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一直觉得她是个高个子的女人，而且怎么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她有一双如此透亮的眼睛，仿佛藏在深山里的一潭清水。 在跳过了不知道多少情节，完成对那个“第一次”的寻找之后，我的阅读回到了这个不知道哪一年的圣诞夜的中午。虽然我们不难想象，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但此刻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圣诞夜的晚上他们怎么度过的。故事中写道，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信仰，但是他们依然顶着寒风，踏着残雪，来到了这个小城里最大的教堂。教堂外面，几堆篝火在凛冽的空气中熊熊燃烧，似乎不是为了供人们取暖，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天有多冷。教堂外面被布置得恍若童话中一般，一个神龛里展示着耶稣降生的传说。女人或许是被这异域情调吸引，不顾寒冷，取下手套，变魔术般地掏出了纸笔，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在微弱的光线下写起生来。难道她是一个画家？当时我这样想。尽管他们不信神，当他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依然被管风琴奏出的乐曲、摇曳的烛光和穹顶以及四壁的圣经题材的绘画所感动，男人拉着女人的手，手中没有烛火，正如异类一般在满屋的金发碧眼的信徒中逡巡。我忘记故事中写他们在教堂里说什么了，也许他们就是被感动得无言。但我记得故事中写他们出了教堂后，女人说：“也许有信仰真的很好”，男人说：“我没有信仰，但是有你”。他们手拉着手来到教堂边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然后蹲下身来，垒起了小砖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在许愿。也许这是一种东方的方式。我很想知道他们许了什么愿，但是故事没有说，一直没有说。多年以后我才有点明白，那许下的心愿被他们的生命轨迹或者说故事的走向暗示。反过来说也可以，也许是他们的心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说故事的走向。 我发现，在这个圣诞夜我追忆这个从圣诞夜开始的故事，实际上是对我的阅读的追忆，是故事变成我追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追忆变成故事的一部分呢？我不信神，但是我能像那个男人一样说：“我没有信仰，但是有你”吗？
11/8/2006 为什么要有记者节 今天是第八个记者节。为什么要有记者节呢？央视新闻频道今晚特别节目“记录中国”给出了的一份答案。这份答案要言之，就是以九个片段告诉我们记者节就是表扬记者的节日，以记者的荣耀，记者的酸甜苦辣，记者的感人故事唤起人们对这个职业的敬意。九个个案很典型地体现了“典型化”策略:方方面面，应由俱有，“以正面宣传为主”。显然它经过了颇为精心的策划，看看它对曲长缨的那段的处理，我很能理解，这个节目的策划者们是多么的想说点事，可又不能说得太透了。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档走平衡木式的媒体表演，至于这个节目能让我们对当今的记者，对当今的新闻业的真实处境又能有多少了解，那就别指望了。你会说，这样的要求对这样的一档节目来说可能太高了。要求低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要求它给我们点乐趣，那怎么样？在我看来，还是无趣！当那个以救人而声名大振的女记者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跟崔永元先是轻松地调侃继而正经地说出苍白的台词时，老实地说，我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当然不是恶心她的救人之举，而是恶心媒体对这种救人之举的一点内涵已经掏空到失血的程度，这个“亮点”将死于甚至已死于各种堂而皇之的爆炒，但愿这个节目是为这个“亮点”划上句号，为它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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